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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部，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大盈江，江畔梁河县末代“南甸上司” （“上司”即当地人对土司的称呼)夫人管杏保，被人誉为大盈江畔“最后一位王妃”，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梁河县，在新中国成土前称为南甸。过去，傣族的上层统治者为“领主” （即土司 )，这里的人们把土司叫做“上司”。
这是一座庄严深幽的土司府。当记者一行按傣家人的传统，拜访末代土司夫人管杏保时，她正在做饭，见我们进来，便高兴地迎了上来，说着一口纯正的傣家话，向我们表示欢迎。 管杏保矮矮的个子，很清瘦，嘴角总是带着微笑。虽然已是84岁高龄，却仍然脚步灵活，神采奕奕，不俗的谈吐，清晰的记忆，显出当年土司夫人的风采。
土司府大院里，阳光明媚，管杏保老人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叙说往事……
“凉姜花开得正香的时候，我们的爱情像山中的大树又青又壮。别人都为我俩的亲事议论开了，妹妹只有用歌声送你慢慢转回乡。等到宝石城赶摆的时候，我们就能在一起相会了。”这是一首傣族山歌，那阵子，到了该找个婆家的年纪的姑娘都喜欢唱，我也没有个准头地跟着别的姑娘瞎唱，这一唱就到了十九岁。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模样越俊俏，十九岁更是如花似玉的年纪。那时候，前来说媒求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可我硬是没瞧上一个。
传奇的爱情故事
1938年深秋，国民党军队为了笼络人心，特意在梁河县落岗寨子举行文艺演出。那时，这样的演出可算得上是大场面了，方圆十几里的男女老少都挤来凑热闹，而土司龚统正自然是座上宾。演出还没开始，台前早已汇成了人海，人们的热气与深秋的凉气凝结在一起，就如在人海上起了一层烟雾，瘦弱的我被裹在烟雾里，很难找到立足之地。
演出开始了，节目演了一个又一个，乡亲们雷鸣般的掌声一阵压过一阵。毫不起眼的我踮着脚尖，使劲地向台上晃动着手中的小花手绢，脑袋不停地往上抬，可是看到的全是高大的背影和晃动的手。也许正是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所说的“缘份”吧，我那两条小辫和晃动的花手绢正好与龚统正无意间投来的一瞥相碰…… 没过多久，我母亲病了，除了已出嫁的姐姐，家里只有我和弟弟，随阿姨到落岗村为母亲抓药的责任自然由我来承担。风有些冷，枯黄的落叶四处纷飞，我把衣服裹了又裹，寸步不离地跟着阿姨。突然间，前面的人群骚动起来，并分成了两行，路中央留出了一条很宽的通道。我正纳闷，不料却与一个骑着大马的人对个正着，那人、那马、那气势好不威风，害臊与惊吓让我出了身虚汗。直到旁人都已纷纷下跪并齐声喊：“拜见上司爷”时，我才明白，原来骑马者正是当时的南甸土司龚统正。慌乱中我竟忘了下跪行礼，多亏阿姨提醒我才赶紧跪下请求土司爷恕罪，没想到土司爷不但不责怪，反而笑嘻嘻地俯视着我的脸不住地点头。羞得无地自容的我赶快把头埋得低低的。当我抬起头时，那大马与土司爷早已不知去向。 第二天一大早，落岗岗头又急又喜地跑到我家向我妈交待说：“昨日土司爷已宣下口令，要你家姑娘做他的三姨太。”一家人听了，吓得不知所措，特别是我，当天晌午就跑到姐姐家躲了起来。第二天清早，岗头和寨主又慌慌张张地跑到我家说：“土司爷又下口令，这门亲事你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要是不从，就封锁寨子，不要说人，就是连鸟也别想飞出去。”岗头还近乎哀求地对我妈说道：“有烧火的(女孩)能嫁给土司爷，这是你家几世修来的福，放着这样的福不去享难道反要让它招来横祸吗?而且连整个寨子的人都要受牵连。” 这番话，说得我妈心惊肉跳。我们傣家有个习俗，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可这一次岗头还传话说，如果我嫁过去不习惯那里的生活，还可以再回来。这可是土司爷的特别恩典。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妈也只有咬咬牙，无奈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这就是我的婚姻，没有任何恋爱基础的婚姻，这与其他的傣家姑娘的婚姻相比是大相径庭的。岗头走后的第二天，土司爷龚统正就来把我接走了。听说他幼年时入读司署塾馆，遮岛省小学，后又人昆明南箐中学肆业两年，是读书人。还听说他曾当过军官，带兵打过仗。一见面，觉得他果然不同凡响，文质彬彬又透出一股英气。他没有把我带回土司府，而是把我带到了缅甸。我们一同住进了华人公馆，并在那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从土司夫人回到普通人
由于战乱，我们在缅甸的时间并不长。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回到了梁河土司府。当时正遇日军入侵，许多贫苦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躲难，家夫龚统正也难免祸患，同样颠沛流离东躲西藏。那段时间，府内的事全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肩上，除了料理内务之外，我还要抽空照顾年迈的婆婆。龚统正长期漂泊在外，最后又去了缅甸，一直很少回家，我和他之间也就没有过于亲密的感情，更别提什么甜蜜，什么幸福美满喽。在这期间，我曾到缅甸找过他，并为他生了龚家的第一个儿子和女儿。
1954年，我从缅甸回到了梁河，而他就一直留在了缅甸，再没有回来过。那时，我们家的日子还算好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公公也在这个时候被强行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不仅如此，我们一家人还整天被“红卫兵”特殊“关照”着，不是游街就是批斗。
1969年4月，生产又恢复了“人民公社化”，接踵而至的是“农业学大寨”。我本来就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干过不少粗活累活，所以生产劳动对我来说也还算得心应手。不过由于长年未曾接触过农具和那些苦活计，一开始，手脚脱皮，肿疼是免不了的。那时，一个全劳动力一天的最高工分是10分，这样的高工分一般只属于那些身体强壮的汉子，而我由于从小就有“老本”，再加上那时家庭成份不好，所以千起活来一直像头老水牛一样舍得出力。因此，我每天的工分慢慢地由原来的6分变成了7分，最后升到9分，而没能拿到10分也仅仅是因为自己成份不好的原因被扣了一分。就这样，我每天白天下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早晚还得为这一家上下十几口人烧水做饭，浆洗衣物，等他们都吃饱喝足了，我才匆匆扒完饭又再去忙其它的事。那段时间是我这一辈于都无法忘记的，也是最有生活意义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我品尽了平生的富贵，也受尽了平生劳苦。
笼罩在阴影中的日子
1969年3月，这是我平生首次面对龚家的第一场丧事，我的公公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最后在批斗中含冤去世。紧接着没多久，我的婆婆也终于熬不住痛失老伴的伤悲驾鹤西去。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都被笼罩在亲人去世的阴影中，终日以泪冼面，度日如年。没想到上天仍旧不肯放过我，紧接着，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的去世几乎使我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我儿子本应该有不错的前程，但是他却染上了一个致命的陋习——嗜酒如命。他经常和亲朋好友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没日没夜地酗酒，常常喝得天昏地暗不省人事，这一喝酒，家里家外老婆孩子就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由于他长期醉生梦死不思悔改，儿媳妇一气之下撇下了他和孩子远走高飞了。妻子走后，这个孽种不但不振作起来，反而变本加厉地越喝越不像话，以至于误饮镪酸把自己送进了阴曹地府。那一天，他靠着二祖爷的儿子是副县长的关系，轻易地办成了农转非。他一时高兴就在外面喝得东倒西歪，回家后居然酒瘾未消，又翻箱倒柜地找酒喝，结果，一瓶“老白干”下肚后，才知道自己误喝了从缅甸买回来的镪酸，当家人发现把他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 眼看着一个人丁旺盛的大家族顷刻间走的走，去世的去世，我坚强的意志一下变得脆弱起来，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孙子身上，可大孙子这一步棋，我又下错了。我的大孙子龚永安又是一个败家子，他滥交朋友，不知不觉中就跟一些三教九流之徒鬼混在一起，最后染上了毒瘾。我给他的钱无论多少总嫌不够，到后来，他竟然开始暗中变卖家里还值几个钱的家具。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就这样被毒品吞噬，就想如果给他娶个媳妇安个家，也许能使他有一点责任感，从而回心转意，悬崖勒马，改掉恶习。可家里又穷得叮当响，我不得不四处求借。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中毒至深的家伙在有了妻儿后还是没规矩，几天又旧病复发了。
一位慈祥、善良的老人聊得高兴，管杏保提出带记者参观土司府。在老人的房里，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桌上、床上收拾得一尘不染。就在记者举起相机时，老人跑进了里屋。正当我们纳闷时，老人出来了，她显然轻过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就连压在那顶蓝色帽子里的头发也经过了精心的梳理。老人换上了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傣族服装，鞋子也换成了崭新的绣花鞋。她坐到记者小杨身旁一边攀谈，一边拉扯着衣服上的每一道皱褶。直到老人把鞋上露出的一根红线剪掉后，挺直腰杆，抬起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腿上，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镜头，才同意记者按下快门。
我其实不像84岁的年龄，身子一直都挺硬朗的，到现在还仍然头不痛眼不花，只是牙齿可能因为没托到那种牙膏的福，所以显得稀疏了些。”老人学着广告上的话，硬是道出了那种牙膏的名称。
老人说：“我的亲人也没几个了，即使有也不在身边。本来还有个女儿，后来去了缅甸，现在40多岁了，还是单身一人。平时我上街卖点槟榔什么的也够补贴家用了，美中不足的就是觉得太孤独太寂寞。特别是每年过节时，听到别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某某人又回家过节之类的话题，我就会想起巳去世的和还在这个世界上但又不可遇的亲人，一想到这些，我的满足感又会大打折扣。平时有很多游人来土司府旅游观光，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可当游客离去后，那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又慢慢地在我眼前变得模糊起来，直至完全消失，此时我更觉得身边空空的，心里空空的，眼前空空的，耳边也是空空的。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亲人们早日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好好过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