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飾是人類文化的顯性特徵
文化一詞，是與人類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社會出現以前，物質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文化現象。反之,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就是一部文化發展史。但是，到了文明已經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卻反而狹窄得多。這樣一來，在學術界和社會生活中,就存在著兩種既有聯系又互相區別的對文化的理解,即廣義的理解和狹義的理解。廣義的文化概念認為，凡是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可以歸結為文化。而狹義的文化概念則認為，文化只是指一定社會的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我們在本書中既然把服飾與文化聯系起來，強調在文化背景下對服飾進行考察，不言而喻，我們指的就是廣義的文化。
哈尼族頭飾
近代英國著名學者、人類學功能學派大師馬林諾夫斯基所持的也是廣義文化的觀點。他認為,“文化是指那一群傳統的器物，貨品，技術，思想，習慣及價值而言的,這概念實包容著及調節著一切社會科學。”1、他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服飾，但他提到了“凍餓”，提到了“一切生理上的、精神上的需要”，因而“服飾”無疑地是包括在他的“文化”範圍之內的。
在剛剛與動物相揖別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早期人類是沒有任何服飾的。現代科學已經證明，和人、猿人最切近的進化環節是哺乳動物中的靈長類。一切哺乳動物（也包括鳥類等非哺乳動物），和外界氣溫的適應和體內溫度的調節，是靠皮毛來實現和進行的。秋冬絨毛生長,春夏絨毛脫落,是鳥類獸類中隨處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如果猿和人的揖別點是以學會製造工具來確定的話，不可能在學會製造工具的同時，第一批早期人類的體毛就會掉光。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原始人類與外界氣溫的適應和對自己體溫的調節，仍然是靠體毛來實現的。隨著人的自我意識的逐漸確立，人們才慢慢學會利用自然物來遮蔽自己身體的某些部分，而體毛的脫落和經過簡單縫製的衣裙的出現,則一定經歷了更長的時間.我國古書《世本》佚文中有“伯餘作衣裳”、“胡曹作衣，胡曹作冕”、“於則作扉履”的記述，肯定衣裳出現於“伏羲、女媧、神農”（或日伏羲、燧人、神農）的三皇時代。傳說中的“三皇”時代對我們來說當然十分遙遠，但在人類進化史上卻是相當晚近的事。同時還應該指出，象衣裳之類日常用品的制作或發明，絕不可能是個別人的事，而是人類文化發展的產物，傳說中的“胡曹”，只不過是當時人類群體的一種代稱。《中國文化史》一書的作者柳詒徵先生明確指出：“自燧人以迄唐、虞洪水之時，其歷年雖無確數，以意度之，最少當亦不下數千年。故合而觀其制作，則驚古聖之多；分而按其時期，則見初民之陋。犧、農之時，雖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諸物，其生活之單簡可想。至黃帝時，諸聖勃興，而宮室、衣裳、舟車、弓矢、文書、圖畫、律歷、算數始並作焉。故洪水以前，實以黃帝時為最盛之時。後世盛稱黃帝，有以也。然黃帝時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經驗，或賴多士之分工，萬物並興，實非一手一足之力。故知社會之開明，必基於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責望於少數智能之士。而研究歷史，尤當滌除舊念，著眼於人民之進化。勿認開物成務，為一人一家之績也。”
可見，衣裳的制作是人類社會進步即文化的產物，服飾本身即是一定社會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前人，對服飾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極為重視，甚至將其提到天下治亂的高度來認識。《易.系辭》就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服飾，竟然成了治理天下的工具。在中國歷史上,確曾這樣做過。“五百里甸服，五百里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正是以衣分界而治理的形象寫照。而在同一治內，衣飾則成為賞罰的手段：“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和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裳，不得乘。乘衣者有罰。......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朱軒，不得衣裳。庶人單馬木車,衣布帛。”1、就是到了近現代，在一些特定的場合、地方和民族中，這樣以衣飾標志等級或賞罰的做法仍然存在。
我們知道，人類在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文化，可以區分為物質文化、精神文和制度文化這樣三種大的類型。其中，物質文化實在具體，具有形象，直觀的特點，和人們的生產生活關係十分密切，因而處處使人們覺得不可缺少。馬林諾夫斯基指出：“人的物質設備：舉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它們決定了文化的水準，它們決定了工作的效率。在一切關於民族‘優劣’的爭執中，最後的斷語就在武器，它是最後的一著。在一個博物院中的學者，或在一個喜講‘進步’的政客心目中，物質文化是最先被注意的。”
和一切物質文化的創造物相一致，服飾也擁有具體形象、直觀顯眼、實用普及等特點。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都必須穿戴一定的服飾，而且他的服飾是無保留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人們只要上下打量一眼就可以了解到他的服飾的質料、形制、色彩、組合,從而也就可以大略了解這個人處於一種什麼樣的“文化”水平之上。由於服飾可以由各種各樣的材料剪裁縫製而成，衣裙的用料如何，也就可以反映出穿衣人自己及其生活的社會的生產發展程度，反映出穿衣人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又由於服飾都不是純粹的天然物，總要進行剪裁縫製、琢磨加工和連綴搭配，所以它又直觀地反映出一定地區、一定民族乃至一定時代的工藝技術水平。如前所述，服飾還是一定社會內地域劃分、等級區別的標志,一個人的服飾也就是一定社會地位的顯性表現。除此而外,人們的服飾還都是工藝品、藝術品。它既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又必須與具體的人體結合而充分展示其藝術性，因此它既供穿戴者欣賞，更供旁觀者欣賞；同時，服飾這一藝術品不依告與日常生活的分離而恰恰要依靠與日常生活的統一而確立自己的藝術地位。這樣一來，服飾的質料、形制、款式、色彩無不體現出穿著者本人和周圍人們的審美情趣、審美習慣、審美追求和審美理想，體現出一定程度的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甚至體現出一定的禮樂制度。總之，服飾文化首先是一種形象、直觀的物質文化，但在這一形象、直觀的物質文化物中，卻又包含著極其廣闊、深刻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內容，因而具有無比豐富的社會內涵和文化內涵。
關於服飾的起源和用意，歷來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服飾起源於禦寒，有的認為起源於遮蓋；有的認為穿戴的用意在於裝飾，有的認為在於顯示自己富有。我們認為，除了“顯示富有”這一用意明顯地誕生較晚，是在私有制社會出現以後的事以外，禦寒、遮羞、裝飾作為服飾起源的動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在下面的巡禮中將為此提供必要的證據及說明。在此，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出發，我們講的是“現實的”服飾。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其為現實的房屋；因此，產品不同於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1、從這一觀點出發，也就是說，就算是外部世界本來就固有的自然物，只要人們一旦對其加工並將其穿戴（尤其是穿戴），它們就成為現實的衣服或裝飾，同時也就注入了一定的社會文化內涵；同時，人們專門精心制作的衣裳服和飾物，也只在穿戴，其社會文化內涵也才得以現實地表現出來。這就意味著，服飾的社會內涵，只表現在穿戴和觀賞的實際過程中。如果說服飾是一種藝術，那麼這種藝術就是藉助質手段直接美化人體並向旁觀者展示的藝術；如果說服飾是一種物質文化產品,那麼這種物質文化產品的制作和穿戴中就包含著深廣的社會文化內涵。郭沫若說過：“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2、他說得是非常的好的。
因此，我們得到這麼一個初步的結論：服飾是人類文化的顯性表征。
